近几年很流行胎教，于是很多人以为胎教是新时代的新鲜产物，甚至以为是从国外传来的新医学观念。事实上，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胎教。
周王室在尚未取代商王朝之前，已经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宗族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：“太任之性，端一诚庄，惟德能行。及其妊娠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敖言，生文王而明圣，太任教之，以一而识百。卒为周宗，君子谓，太任为能胎教。”在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孕的时候，非常重视胎教的作用。她在孕期不看不雅的场景，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，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，言行端庄，所以文王生下来就非常聪明，圣德卓著。太任教他一，他就识得百。君子赞叹说，这都是因为太任的胎教做得好。文王能够成为圣德的先君，奠定周朝800年不衰的基业，这与母亲太任给予的良好胎教是分不开的。
武王妃邑姜也很重视胎教。成王的母亲邑姜孕育成王的时候，站立时从不一脚支地，坐着时从不歪着，一个人独处时也不散漫放肆，生气时从不出口骂人。
中国人历来重视开端、伊始，所以在子嗣方面，尤其重视胎教。据《大戴礼记 •保缚》记载，从“胎教之道，书之玉板，藏之金柜，置之宗庙，以为后世戒”。周朝有明确规定：“王后有身瑞，七月而就蒌室。太史持铜而御户左，太宰持升而御户右。此三月者，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，则太师抚乐媪瑟而称不习；所求滋味非正味，则太宰倚升而言曰：‘不敢以侍王太子。’”由于王后承担着生产“王子”的重任，吃饭时左有太师弹奏音乐，右有太宰侍奉菜肴。如果王后因怀孕而心情不好来点非礼乐或者辛辣生冷的口味时，太师会以“不习”谢绝，太宰干脆以“不敢”搪塞。
西汉学者刘向认为，胎儿能够感知母体内外的一些刺激，因此孕妇的身心愉悦对胎儿的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胎教的目的在于“生子形容端正，才德必过人矣”。因此，母亲怀胎后要注意“慎所感”，以防胎儿通过母体对外界事物产生不良感应。他说：“妊子之时，必慎所感，感于恶则恶。人生肖万物者，皆其母感于物，故形音肖之。”他认为人的本性与世间万物是相通的，因此女子在怀孕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自己所想和所做的。言语行为如果与善相应，就生出良善的孩子，如果与恶相应，就生出不善的孩子。儿女的性情容貌和万物相像的，都是母亲与万物相感的结果。
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认为，人之性所以有贤愚善恶，并非天意所致，而是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，“故性有善有恶也”。他说：“禀得坚强之性，则气渥厚而体坚强，坚强则寿命长，寿命长则不夭死；禀性软弱者，气少泊而羸窳，羸窳则寿命短，寿命短则早死。”据此，他提出：“禀受其气故巧于御。”主张在受精怀胎时就要是胎儿“禀得坚强之性”，否则“生子不备，必有大凶，聋、盲、气遭胎伤，故受性狂悖”。
《颜氏家训》在首篇中就开门见山教子孙如何胎教：“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，怀子三月，出居别宫，目不斜视，耳不妄听，音声滋味，以礼节之。书之玉版，藏诸金匮。”他说，按照古代圣人的做法，怀孕三个月，胎儿定型了，就将孕妇单门独院地安排一个环境，孕妇所见所闻所食用，都是“绿色”的、健康的，墙上最好挂些名言警句，房里最好摆放上文房四宝、经典名著，给孕妇营造一个好的人文 环境。
医家对于“胎教”的内容也有很多记述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曾谈到孕妇七情过激造成婴儿先天性“胎病”的内容；北宋时医家徐之才撰写《逐月养胎法》，从医学的角度正式提出胎教的内容并对其加以解释；隋代时巢元方等所撰《诸病源候论》卷四十一 “妊娠候”中也有许多关于胎教的内容；唐代时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对胎教的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述；宋代陈自明撰著《妇人大全良方》，其中卷三十用一卷专篇来论述“胎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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